FX168财经报社(香港)讯 光谷自贸研究院与SFU Beedie商学院于2021年8月27日举办了主题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前景及其对加拿大的影响”的第六届中国-北美经贸论坛。本次活动主讲嘉宾在很大程度上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该协议的采购目标不切实际且回避了主要的结构性问题。他们对美国国会的反华情绪对未来贸易谈判的影响表示遗憾，并对特朗普政府放弃多边贸易进行批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贸易战对世界贸易和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贸易战必然会伤害中国出口企业，但同时美国也被视为“输家”，数据显示美国的贸易失衡程度在贸易战期间进一步恶化。其他国家，如加拿大，因与中美均存在贸易往来而遭受负面影响。虽然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于2020年1月达成，但是协议的目标似乎在今年年底难以实现。全世界都非常关注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
此次论坛主持人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和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教授李静。论坛演讲嘉宾包括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David Dollar、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余淼杰、加拿大西部基金会贸易与投资中心主任Carlo Dade、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Martin Chorzempa以及阿尔伯塔大学经济学教授刘润娟。
David Dollar认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最初构思不完善，采购目标不切实际。尽管新冠肺炎导致经济衰退，但是美国的出口依然蓬勃发展，出口却也只达到设定目标的2/3。他表示第一阶段协议目标未达成的原因在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增加。Dollar预测美国总统拜登不会为了停止征收有害关税以及追求中国层面真正的结构性改革而重启高层经济对话。他认为无论预期协议可以带来多么实质性的好处，来自国会的政治压力以及对中国会遵守协议的普遍不信任都是难以克服的。他表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更符合美国逻辑的农业贸易伙伴）这样的第三方国家造成了附带损害。Dollar还谈到了美国对华为采取的激进的态度为从加拿大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造成了紧张局势。
余淼杰介绍了他已经发表的以及正在进行的关于中美贸易的研究，并提出以下5点结论：（1）中国可以通过报复美国的制裁和向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获益；（2）贸易自由化程度高的城市向美国的大学输送了更多的学生（贸易战使美国损失了近 11.5 亿美元的学费）；（3）中国的报复性关税显著减少了从美国的进口，但同时也减少了最终产品的出口，因为中国从美国主要进口的是中间品；（4）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导致了消费价格上涨（国内市场竞争减弱）以及产品的种类和多样性减少（进口减少）；（5）贸易战导致美国国内市场通过率为90%，其余由中国企业承担。
Martin Chorzempa指责了特朗普政府“自相矛盾”的中国政策，该政策强调通过出口管制、制裁和对技术的规制与中国疏远，却又通过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加强联系。他认为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强调购买目标的做法显示出双方之间缺乏信任，会导致国有实体为了达到目标而进行商品购买，从而进一步扭曲市场。他表示这种安排会疏远加拿大和其它盟友，国会在技术和关税方面的行动在政治上不利于拜登总统达成第二阶段的经贸协议。他还认为实体清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对技术如此广泛的控制只会适得其反。Chorzempa强调在与不想疏远中国的欧洲盟友合作时需要谨慎。
刘润娟谈到了全球化的好处。她引用的研究表明，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可以增加制造业和其它部门的就业。她还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金融、电信和分销）会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在美国创新方面，她的研究发现当进口渗透率低于40%-60%时，来自中国的进口会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Carlo Dade不关注采购目标，其专注于为美国农业贸易带来优势的52项结构性变化。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讲，他认为这个经贸协定损害了加拿大的出口企业。尽管今年美国和加拿大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都有所增长，但他担心中国会不公平地偏好美国。他表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使美国和加拿大是亲密的盟友关系，两个国家仍必须进行竞争。
在问答环节，陈波教授提问道，第三方国家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或者说将其损害降到最低？Dollar认为，在拒绝加入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议的同时寻求一个真正的多边解决方案来约束中国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盟友之间其实也在相互竞争，各自都希望在中国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提倡重返TPP，但从中美目前的关系来看还是存在太多政治障碍。
Chorzempa认为要维持一个联盟，特别是在欧洲，太困难，并且特朗普政府的单边谈判伤害了美国的盟友。余淼杰教授主张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并表示中国将对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持开放态度。刘润娟教授指出世贸组织要发生结构性变革太困难，主张欧洲、中国和亚洲地区国家之间进行双边谈判。
在被问及加拿大是否应该和中国一起加入一些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比如CPTPP或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Dade认为加拿大将考虑加入TPP和其他区域性协议，但不会考虑RCEP。他同时提倡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应该加入。
陈波教授提及中欧投资问题，他问道，鉴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被推迟，那么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向欧洲施压是否成功？Chorzempa认为美国更多的是在关注监视和人权问题，是欧盟国内政治阻止了协议，而不是外部压力造成的。David Dollar表示同意，并且认为中国对欧盟官员的制裁是一个错误。
在华为问题方面，由于美国最近对华为的打压以及其对国家安全定义的扩大，那么如何在“国家安全”和全球芯片供应链中断之间取得平衡？Chozempa认为对国家安全的广泛定义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中国理想，例如对外国信息和硬件的审查和监管。他争辩说，美国人知道电信系统中的后门是多么危险和有效。他还表示，这种相互不信任已经无可挽回地损害了美中关系，任何中国公司都不能依赖美国制造商提供中间投入品。刘润娟教授谈到了跨境监管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挑战，并指出技术冲突可能比贸易问题更具争议性。Dollar表示这确实对中美关系造成了损害。经济学最终会证明其正确性。美国和中国的公司在研究方面有广泛合作，大量来自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学生也来到美国学习。余淼杰教授认为相比于邻国，更高的劳动成本和不断下降的边际生产率使中国已无法再继续从事低端生产。这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变革并不可怕，且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就美国供应链撤出中国方面，Dollar表示，就目前来看这个行动是完全失败的，只有2-4%的公司将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另有12%的公司将业务转移到其他亚洲国家以避免关税。Dade建议回到北美利用墨西哥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他还认为如果企业想向中国销售产品，那么在中国继续生产其实更好。
在问答环节，李静教授提问道，第一阶段协议中争端解决机制缺乏的原因是什么？Chozempa和Dade推测争端解决机制的缺乏可能是由于中国无法履行先前在其他交易中的承诺而对中国产生不满。Dade指出由于中国在历史上曾将食物作为“政治武器”，中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增加对美国的农业依赖。他建议中国也可以将类似的贸易确定性扩展到其他国家。
中国的创新模式是否能与像美国这样的创新先驱国家匹敌？余淼杰教授指出了中国所做的雄心勃勃的投资，特别是其占总GDP的百分比。Dollar认为，没有人能够在国家驱动型经济中促进良好的创新。他赞扬了中国的投资，但表示一个政治上更加开放的体系是必要的。Chozempa以金融科技为例说明了大多数中国的创新最初是由私人机构支持的，后来才由政府推动。他也认为任何对信息和市场的专治性质的控制都会阻碍创新。
在美国和中国可以合作的领域方面，Dollar和Dade指出环境领域可能是一个可以合作的领域，但不同的成功指标和碳关税可能会导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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